乾隆皇帝盯着刘墉，似笑非笑地问：“朕34岁，属马。刘爱卿，你呢？”刘墉躬身回话，语气恭敬又不失分寸：“回陛下，臣也34岁，属驴。”乾隆满脸疑惑，追问一句：“咱俩同岁，为何朕属马，你却属驴？”
这可不是乾隆第一次在言语间试探刘墉。那年是乾隆二十年，刘墉刚从江苏巡抚任上调回京城，升任左都御史。当时朝中的河工之争正闹得沸沸扬扬，和珅还没来得及崭露头角，倒是有不少权贵勾结工部官员，借着河道修缮的名目虚报工程款，中饱私囊。
刘墉上任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上奏朝廷，请求彻查“黄河漕运工程耗银”一案。
乾隆虽说爱财，但更看重朝局安稳。他读完刘墉的奏折，只淡淡说了一句：“爱卿这胆子，倒是比朕想的大。”这话听着轻飘飘的，内里的意思却深不可测。刘墉退下朝堂时心里就清楚，这道奏折，怕是递得太早了。
果不其然，不出半年，刘墉就被外放为山东布政使。明面上看是官职升了，实际上却是被调离了权力中枢，远离了朝堂核心。
乾隆的口风渐渐松动后，和珅才慢慢跻身上层。这和珅为人圆滑，心思却极为缜密，和刚正不阿的刘墉素来不和。乾隆三十年之后，和珅已然权倾一时，刘墉却在这时被召回京城，任体仁阁大学士。他算不上皇帝跟前的宠臣，却凭着“柔中带骨”的处事之道，在数次官场沉浮里保全了自身。
后来乾隆南巡，御驾抵达山东济南时，百姓连夜夹道欢迎，还放起了炮仗庆贺。可偏巧有百姓把庆贺的炮仗，错放在了刘墉生辰那天。御史抓住这件事上奏乾隆，乾隆看了奏折，冷笑一声：“刘墉的声望，莫非真在朕之上？”
刘墉听到这话，心里顿时一紧。等他跟着乾隆回京，第二日便有了君臣之间那段“属马属驴”的对话。
乾隆盯着他说“咱俩同岁”，这话里的弦外之音，刘墉怎会听不出来。他应声快而稳：“皇上是日行千里的千里马，臣不过是埋头拉磨的服役之驴。驴虽愚钝，却能负重远行，为马开道。”
乾隆的手指轻轻敲着桌案，沉默了片刻，忽而朗声笑了出来：“你这张嘴，倒是比兵部的章程还绕。”他虽然没再深究百姓为刘墉贺寿的事，但这番对话里的警告意味，已经十足。
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”这句古语，刘墉后来曾特意批在自己的笔记边上。在官场之中，他从不是靠直言敢谏得势，而是懂得在缝隙里谋生。就比如和和珅的争斗，他虽没有和对方明面争锋，却多次借着地方上呈的奏折，暗指和珅一党贪赃枉法的案子。奏折里虽没点和珅的名，乾隆心里却是一清二楚。
直到嘉庆皇帝继位，年事已高的刘墉再次被起用，主持和珅一案的前期查账工作。可即便手握实权，他也始终不主动参与对和珅的政治清算。他曾说：“人在其位，不可避其锋；老而知止，是为本分。”
他这一生，从不越界，却又从不缺位。他的聪明，从不是耍滑头、钻空子，而是明白退一步，未必是认输，反而可能是蓄力。
这场“属马属驴”的对话，既是皇帝对臣子的敲打试探，也是臣子对皇权的巧妙回敬。刘墉心里门儿清，自己不能比乾隆更风光，也不能比和珅更张扬。
他不曾公然对抗皇权，却也从未在强权面前完全屈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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